当前位置: 首页>百年红十字会

宋庆龄:抗战时期的红十字“守护者”

发布时间:2020-04-30 来源:浙江红十字会 阅读次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因严重缺医少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事业陷入困境。


   1938年,中国红十字事业的有力推动者宋庆龄,在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的掩护下,由中共联络员李云陪同到达香港,经过精心筹备,发起并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想尽办法争取国际人道援助,共从香港送出120余吨药物和其它救济物资,有力支援了抗战。


   成立“保盟”支持红十字救护工作


   “保盟”的成立,与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工作的需要息息相关。


   1933年1月3日,日军进攻华北,长城抗战爆发。中国红十字会华北救护队在总队长王培元的率领下,2月3日开赴前线,与陆军军医学校校长刘瑞恒、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前身)校长颜福庆、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主任林可胜等发起的前方救护队合二为一,组成“中国红十字会华北救护委员会”。


   两个多月的战争期间,华北救护委员会旗下救护队分编成12组,分别前往康庄、喜峰口、通州等处救护伤员,救治伤兵7486人。


   1936年11月12日,绥远抗战爆发,绥远省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率部迎头痛击,苦战7昼夜,重创敌军,初战告捷,举国欢腾。中国红十字会与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地方协会联手发起成立“绥远剿匪慰劳救护委员会”,募集捐款,全力支持傅作义将军绥远抗战义举。中国红十字会还派秘书长庞京周赴绥远组织战地救护。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西郊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时,公然向中国驻军挑衅,炮击宛平城,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战火。宋哲元所部第29军奋起自卫,由此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7月29、30日,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华北深陷战火。


   华北硝烟未熄,华东战火又起。1937年8月13日,日方先后增派12个师20多万兵力进攻上海,上海驻军及各界民众同仇敌忾,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战。中国红十字会立即行动,先后组织救护队10个,急救队12个,临时救护医院24所和“特约医院”16所,救护伤兵难民。


   淞沪会战失利,11月12日,上海沦陷。一个月后,12月13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日本侵略军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30万同胞惨遭杀戮,血流成河,尸体堆积如山,酿成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的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在汉口成立(1939年辗转迁到贵阳图云关),林可胜为总队长,但因医疗物资匮乏、专业人士不足,开展救护工作时困难重重。对此,宋庆龄焦急如焚,寝食难安,想尽办法争取国际人道援助。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发起成立“保盟”并亲自担任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出任会长,香港大学高级讲师诺曼·法朗士任名誉司库,香港华比银行副经理邓文钊任司库,廖仲恺之女廖梦醒任秘书,爱泼斯坦任宣传。另有邹韬奋、冯玉祥、孙科、许乃波、廖承志等一批社会名流加盟。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政府医务总监夫人、英国人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担任保盟名誉秘书。几乎与此同时,由她发起成立并担任秘书的中国红十字会国外后援会,成为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香港办事处。希尔达的“一身二任”,意味着保盟与中国红十字会也结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


   宋庆龄的努力没有白费。“保盟”成立刚一年,就募集捐款25万元港币。这些钱,多数用在了抗日根据地建设国际和平医院所需的药品和器材,对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八路军和新四军医疗队、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等单位也提供了不少援助。如1939年冬,“保盟”以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从图云关将10吨医疗器材、药品,运送到延安。有人统计,“保盟”在香港共送出120多吨药物和其他救济物资,平均每月送出3吨左右。它的价值,“不亚于以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


   担任援华医生支援抗战的桥梁


   宋庆龄创建保盟的主要目的,是成为“需要者”(中国人民)和“资金、物资捐赠者”(包括各国红十字会在内的国际援华机构)之间的桥梁,争取人力、物力、财力、道义各方等方面的国际援助。


   其中,物力主要是指红十字会急需的药品及医疗卫生器械,财力主要是捐款,道义是希望中国的民族自卫之战得到国际社会和一切爱好和平人士的声援与支持,人力则指如白求恩、柯棣华等国人耳熟能详的国际友人以及加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国际援华医疗队。


   今天,白求恩的名字已经是如雷贯耳,家喻户晓。但很少有人知道,宋庆龄虽与白求恩素未谋面,可是白求恩献身国际人道事业,却得到了宋庆龄和“保盟”的有力支持。


   1938年1月2日,白求恩率医疗队从加拿大温哥华乘“亚洲女皇号”邮轮启程。1月20日抵达香港,3天后乘飞机前往汉口。国民党方面希望“截留”医疗队,同行的美国医生帕森斯留了下来,而白求恩不改初衷,希望能够到敌后根据地服务,但无法成行。


   宋庆龄得知后,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交涉。在她的过问之下,白求恩与当时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会面。周恩来建议白求恩一行北上延安再上前线。


   在宋庆龄、周恩来等人的帮助下,2月22日,白求恩一行离开汉口。一个月后来到西安,到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3月31日,白求恩抵达,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


   “保盟”成立后,宋庆龄没有忘记白求恩,积极筹款募捐,为边区救护事业提供后援保障。


   1938年7月,经过宋庆龄“保盟”的努力,晋察冀边区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创立了,白求恩医生出任首任院长。国际和平医院的费用由国内外爱心人士捐助,“保盟”负责主管。白求恩与宋庆龄及“保盟”的关系更加“亲近”了。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宋庆龄来到重庆。1942年8月,“保盟”中央委员会在重庆重建,宋庆龄众望所归担任主席,委员有爱泼斯坦、邱茉莉、王安娜、廖梦醒等。重建的“保盟”,一如既往为抗战服务,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使命完成,改名“中国福利基金会”,迁到上海。


   1950年,“中国福利基金会”改名为“中国福利会”,以宋庆龄倡导的“全心全意为妇女儿童服务”为宗旨,继续前行。


   (作者系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收起